幾年前總能聽到“保護漢語”的論調，現在倒是不多見了。提倡“保護漢語”者，有名作家、名教授、各種文人、教育家等；其中有真心愛漢語者，有見風使舵起哄造勢之徒，有目光如炬憂心未來者，有不懂裝懂鼠目寸光之輩……今日試從此事切入，談談筆者的看法。
就我看來，“保護漢語”的矛頭，最先指向了某些招牌廣告上“諧音”、亂造字詞的現象。從這點來看，這樣的論調是完全值得肯定的。有位文學評論家說：“用諧音來做雙關語，是最下等的幽默”，信不誣哉！如果讓那些店鋪隨意用字——比如一家賣涼席的店叫“毛竹席”，一家燈具店招牌寫“拜燈”，一家服裝店名為“百衣百順”——這將會多麽荒唐！不僅玷汙了名人，還對漢語的規範用字造成了影響，實在是萬罪當誅！
話說回來，當這種“保護漢語”的風潮逐漸擴大，逐漸嚴肅化、嚴格化後，“過猶不及”，所帶來的批判與諷刺可能就談不上有益了。
講一個我看到的例子。我家的一本《新語文讀本·高中卷》上也談到過類似的話題，裏面選了幾位名家的文章，其中一位舉了這麽一個例子：某知名報紙標題寫到“（某政策）……為市場註入‘興奮劑’”；這位先生說“興奮劑”是明顯的貶義詞，用在此處顯然不當。其道也直矣，其言也悖乎！
先不從文字用法來講，我只想問，那位先生可見到“興奮劑”上的引號麽？難道一個小學生都懂的“引號表示特殊含義”，這樣一位“名家”會不曉得嗎？所謂“保護漢語”者咬文嚼字的雕蟲之技、文深小苛可見一斑！以此一例可見此輩的過分嚴苛！
然後談談漢語本身。舊詞的沿用堆砌起了漢語的高塔，然而如果一輩輩新人只從塔基上找一些陳芝麻爛稻草，那這座高塔必定不會長高。新文化運動時，從文言走向白話，就是為這座塔築起了新的一層；當年魯迅《孔乙己》末的“大約的確”，令多少文人汗顏；“幽默”一詞的翻譯，讓林語堂位列千古譯者的頂峰……這些例子都說明了一個道理：語言是不斷更叠的，沒有哪種語言是恪守陳規、分毫不變的。
就連許多文人雅士，也會拿諧音來對對子，也會拿雙關語來開玩笑。一個例子是劉禹錫《竹枝詞》裏膾炙人口的“道是無晴還有晴”，以“晴”暗指“情”，說盡了相思之人的心思；又如太史公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裏“相君之背，貴乃不可言”，明寫看相算命，實則是蒯徹勸韓信“背”劉邦，自立為王；更出名的是“談笑有鴻儒，往來無白丁”，看似“鴻儒”對“白丁”，實則更深的還有“鴻”諧音“紅”，與“白”相對，字字為對，巧奪天人……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，由此可見，漢語並不只是嚴肅的語言，更是諧趣的語言，以“保護”為名的各種卡壓，百害無一利。
由此可推得，報紙標題上“興奮劑”一詞，指的是該政策使市場經濟更為活躍，是褒義而絕非貶義；說是貶義的人，恐怕是乾隆時期的遺老，念念不忘當時的“文字獄”吧！
更有甚者，認為“巴士”、“的士”等音譯詞匯（此公同樣來自《新語文讀本》）都有損害漢語之嫌。確實，漢語說“公交車”“出租車”更為常用，但我要問，難道他沒喝過“可樂”，他沒吃過“漢堡”？要我說，“可樂”一詞，雖沒有“飲品”的直接含義，但單憑這個詞，就可以把上面諸迂公甩開好幾條街去。翻譯、音譯本來就是補充語言的一大來源，否則，我們恐怕得找許多個長長的詞來描繪我們的日用品了。
當然，一味地雙關、一味地玩諧音的遊戲，倒也不是什麽好事。文人的諧音較為高雅，並不叫人覺得庸俗；然而網上那些如“扇貝”“傘兵”一類不知所雲、極其下流的詞，確乎是玷汙了漢語——要知道，諧趣不是一味地玩笑，幽默不是不斷地插科打諢，口語隨意一點可以，然而漢語書面語雖不要求絕對“嚴肅”，但還是要高雅一點為好。